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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岳明 (wuyueming001@hotmail.com) 2007.09
后记 对当前二种学术观点的学习与思考
伍岳明 曹明富合著 谨以此书献给2005——世界物理年!
我们的文稿,正值打印之时,传来了在中国学术界开展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影响的讨论信息,这是一个令人关注的话题。因为我们书稿内容就以此为主题。
2004
年9月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在“
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以“《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为题,提出观点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振宁的论点立时在互联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最终,争论的中心论点扯出了一个老话题——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有着先进文明的中国萌芽。
争论的高潮出现在
2004年10
月23
日。这一天,由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和《科技中国》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杨振宁、董光璧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陈方正(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
等知名人士参加了这次论坛,并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众多的专家和学者在论坛上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显然没有为这一争论画上句号。
杨振宁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原因有五点:
第一,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换句话就是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第二,科举制度。
第三,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第四,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杨振宁认为,其中第四点和第五点跟《易经》有着密切的关系。
无可置疑,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思维方法。杨振宁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取象比类”,“观物取象”。这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
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杨振宁认为,这种思想“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而“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
另外,杨振宁认为中医理论中把疾病与医药分成阴阳、寒暖、表里等的分类,也是受《易经》理论的影响而来。
杨振宁一再强调,他提出这些观点,并没有攻击传统哲学的意思。他对“天人合一”的内涵中更重要的“天人和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论坛上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知名度的学者董光璧对这一话题看法是:现代科学和制度问题有关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似乎是对杨振宁所阐述的“《易经》影响中国人传统思维的三个方面”的一种回应。他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第一是从文化的结构和演化来看传统,第二是从当代人类面临的挑战看中国传统文化,第三是从如何改变当代中国科学落后的状况来看易学研究。”
然而,董光璧先生的讲话过于学术化而显得有些深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自己也认为,当时参与论坛的听众,恐怕绝大多数不能真正领会他的某些话的含义。
“所谓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在为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找原因,严格讲这不是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在采访时董光璧用浅显的语言解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一定要寻找造成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的原因,那么制度问题应该位列第一,因为工业文明时代是制度主导文化的时代。他说,“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科学形成于
17世纪的欧洲,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他强调,“不要把不成功的原因归罪于自己的祖宗,这会让本来应该负责任的统治者和当事人逃脱责任”。
参与论坛的还有一位嘉宾,他就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教授。陈方正原本是美国哈佛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后来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次论战中,他提出观点:由于实用主义的驱使,中国产生了自己的科学,那就是中医。
“中国的主流文化完全是实用的、入世的,它就会促进一种实用性的科学。我在这里提出自己的一个观点,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不是没有科学,中国的科学不是不成功,而是成功的,只是我们没有看见而已。就是在中医药。”陈方正认为,中医药有自己系统的科学理论。“在汉代,《黄帝内经》出现了,《男经》出现了,张仲景的《伤寒论》出现了,这些书里都有高度理论性的东西,也有实用性的医方。”
陈方正认为,也因为这种实用性思想,它就没有推动力学、天文学、理论数学的发展,因为在古代,这些没有当下的可理解的实用价值。
笔者非常感谢“
2004文化高峰论坛”、“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 的策划者和组织者;非常感谢《科技中国》杂志社、《环球杂志》等有影响力的主流刊物发起的关于人们关心的热点、有争议的话题展开讨论。又借助互联网,将不同观点的学者聚在一起,提供一个讨论当代热点问题的平台,展现在老百姓面前,使我们有一个学习的机会。使我们感受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科学春天的气息。发扬学术民主,要允许争辩,鼓励争辩,这样才能在相互启发和各自的实践中,逐步取得共识,推进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即便对真理取得共识后,仍然存在不同的体会和千差万异的联想,百家争鸣引导百花齐放,蝴蝶翩翩,百鸟婉转,才能相互映辉。
中国学术界开展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的讨论,组织、策划者的目的是试图从文化传统方面找到中华民族近三千年文明史中后四百年科技落后的原因,从而对症下药,达到振兴中华之目的。从论坛双方激辩过程中
,无论是正方和反方,都有一颗炎黄子孙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赤子之心。
据2004年
04月21日 新浪人民网记者 瞿剑报道:4月
20日,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三单元主题报告会上,以一篇《归根的反思》的主题演讲,展示了他在物理学对称性之外,对中国人文传统与科学发展和国家富强之间关系的睿智思考。
今年81岁的杨振宁在美国居住近
60年后叶落归根,几个月前搬回他渡过美好少年时代的清华园定居。今天下午,他以自称“非正式”的方式,即一套计算机
PPT文件伴以聊家常式的闲谈,将有关科学与人文、中西文化差异与民族特性这样深刻的命题娓娓道来,说到精彩处,令在场的
1000多名听众热血沸腾。
杨振宁的演讲主题没有过多涉及他所擅长的自然科学,而是以历史、文化为中心。他首先谈到三四个月来“归根”的感触,就是北京、上海、广州等每一个城市都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发生变化。他写了一首名为“归根”的诗,诗中有“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之句。他去看了“小而极精美”的保利博物馆,并特别提到那里展示的西周青铜器“遂公盨”上
98字的铭文,证明了“古史辨”派代表人物顾颉刚对是否实有大禹其人的怀疑是错误的。他前不久看了中国国家话剧院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演出的话剧《哥本哈根》。剧中讲的是他所熟悉的丹麦物理学家波尔和其学生海森伯格
1941年在哥本哈根的那次经典而又神秘的会晤。他印象最深的是,“许多年轻人和大学生去看如此学术性的话剧,给人以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气象”。
紧接着杨振宁谈到100多年来中华民族苦难深重而后站立起来的历史。他认为,
100年以后,假如要讨论20世纪里最重要、对人类历史有最长远影响的史实,将不是两次世界大战,不是希特勒,也不是苏联的大革命与解体,而是一,人类利用科技大大增加了生产力;二,中华民族“站起来了”。第一点是世界上所有人都会同意的,第二点未必所有人都同意。比如
1974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审判文化》:在美国和苏联之外,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第三个强国?不在欧洲,也不在英联邦,当然也不在中国和印度,因为这两个大国极不可能在未来关键性的历史年代里发展出他们的内在潜力。杨振宁强调,汤因比之所以未能看到中国崛起的可能,是没有看到两点:中国传统文化的韧性,中国共产党的韧性。
就此,杨振宁展开了他今天全部演讲的精华: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人本文化,基于人和人的关系,所以产生忠、孝、恕、仁等观念;人本文化会发生兼容并蓄、有教无类的观念;人本文化是融合凝聚的文化。人本文化产生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形成以德治国的政治哲学。他得出结论:传统中国文化的韧性与中国共产党的韧性是中国在
20世纪能够崛起的基本原因。人本文化所孕育出来的坚忍、温顺、勤俭的民风,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加起来,就造成了中国今天崛起的奇迹。
杨振宁毫不掩饰他对中国未来的乐观态度:21世纪后半叶,中国会变成世界上一大强国。这种乐观态度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过去
100年自力更生的惊人成就,这些成就背后有本质的、文化传统中的长远的道理:韧性。
杨振宁的《归根的反思》的主题演讲,字里行间洋溢着老先生的情真意切的爱国情怀。展现了他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
杨振宁先生对“中国人文传统与科学发展和国家富强之间关系的睿智思考”表达了一个在国外多年,后又叶落归根的我国知识分子精英寻求富民强国之路。
笔者认为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中也有不和谐的声音
,那就是有几个习惯于给人“扣帽子”“打棍子”的人将我国反映‘整体论’思维的‘阴阳五行’传统文化,武断地说成为“伪科学”。说什么“阴阳五行根本不是科学的思想”、“对近代的科技毫无指导和借鉴的作用。”、“如果问它是否科学,我一定加一个字,叫伪科学。”更有甚者说什么:“阴阳五行思想是天才的胡扯,但是这个天才的胡扯统治了我们很多年,因此这个天才的胡扯对我们现代科学的思想应该是负面的,不是正面的。”笔者非常纳闷,这个先生能把西方宇宙大爆炸的理论说成是西方科学里面真正的整体论,科学的整体论,而把祖宗的‘阴阳五行’传统文化说成是笼统论。请问宇宙大爆炸经过证伪吗?爆炸前的宇宙何样?宇宙就一直扩张下去吗?你们对待东西方科学的证伪是不是有双重标准,这公平吗?相反以阴阳五行思想为理论基础的中医学挽救过多少人的生命,若这不算“实证”那事实总该承认吧!把“阴阳五行思想”说成是“天才的胡扯”,真叫人心理难以承受
!笔者非常赞同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华杰的讲话:“你说是天才的胡扯,这是你对我们的祖宗不敬,对传统不敬,中国人世世代代繁衍,并不是靠近现代的西方科学中华民族才延续至今,中国人有自己的科学,自己的天学、算学、医学、农学、地质学等等,这些东西是非常优秀的,否则中华民族也不会有今天之强盛。”
为什么有人对待东西方科学的证伪有双重标准?笔者以为
:若此人不是别有用心,那是一种文化现象的表现。几百年来中华民族饱受外国列强欺凌,极大地伤害我国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正如2005年7月6日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光召先生所说
:“我想谈谈中华民族要提高自信心的问题。现在科技界自信心不足,这将妨碍我们自主创新。比如当提出一个新的想法时就问外国有没有,如果外国没有干吗要提。这明显说明没有自信心。现在应该让环境变得宽松一点,让大家能够开展真正的学术争论,真正允许一些新的东西、新的看法涌现。现在宽容失败的氛围在科技界还不够。创造一个什么样的创新环境,我认为应该有人来研究,设法把创新文化和环境创造出来。中国人很聪明,但从小就受到应试教育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传统观念有好的一面,如尊重师长等,但在创新这个问题上,应该没有权威意识才行,敢于向权威挑战。要开展严肃的学术争论,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促使新思想不断涌现,新人才迅速成长。所以从观念上要有一个变化,创造一种新的氛围。”周光召院士在另一次有关“芬兰的崛起有着深刻的内因”的谈话时指出:“创新教育树立了芬兰人的自信和自尊。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知名度显然不及美国的哈佛,但是在微软视窗一统天下的
90年代,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一名学生却敢于向之挑战,开发出与之抗衡的操作系统。诺基亚的发展也展示了芬兰人的这种令人可敬的自信。诺基亚本是一家老牌造纸和橡胶企业,
60年代才开始发展电力传输和通讯,但是在2000年其移动电话的世界市场占有率便上升到第一位。”周光召院士认为,芬兰崛起的事例给我们重要的启示之一,就是物质条件在重大科学发现和重大技术发明上都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较差的物质条件下,完全可以取得不同凡响的业绩。“如同两军作战勇者胜一样,在科学研究上,同样也是科学精神好、自信心强的一方将取得最后胜利。”
2004年
2月20日温家宝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时指出“科学的本质在于创新。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积极学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同时必须把科技进步的基点放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上。近代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科技整体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只要增强民族自信心,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在掌握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艰苦努力,大胆创新,完全有可能在某些关键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带动整个国家科技的跨越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科技界文化界主旋律应是“增强民族自信心”、“设法把创新文化和环境创造出来”。不能容忍那些“不脚踏实地搞科研”,打着“反伪”的旗号,到处“演讲”收取巨额“讲课费”现象再继续下去。因为它没有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没有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没有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快提高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把科技创新能力视为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决定因素、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温家宝总理也指出,必须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努力将我国建成创新型国家。显然
“扣帽子”、“打棍子”与提高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是背道而驰,应予以制止。
关于如何对待西方科学的问题,笔者认为现在我国科技界所采取的强调跟踪世界科技前沿,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等做法,是对的。但我们绝不能老跟在他们的后面,视“相对论”“太阳核反应能源理论”为“金科玉律”,来不得半点质疑。我们中华民族有自己独特的“太极”式的整体思维方法,笔者运用这种“唯物辩证法”提出了“共旋”的有关假说,这些假说能“自圆其说”,又能“定量计算”。为什么连一点“争鸣”的机会都不给。笔者经常听到朋友问:‘你的“共旋”假说外国有没有?’笔者的回答是:“因该假说是根据我国的“太极”整体思维提出的,估计不会有,也没有看到有关报道。”后朋友就不吱声了,笔者不明白,如果外国没有我国就不能有,这是我们祖宗的思想,干吗非得外国先有才能承认呢!
笔者非常赞同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任振球先生提出的:
21世纪中国的科技创新战略,要走中西两种文化优势相融合的道路,即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精髓——整体思维和西方的现代化科技相结合,争取实现一大批重大原始创新,从而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式发展。”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观远高于现代系统论“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整体观。其鲜明的特点是“天人合一”和天地生相联系的整体思维。它集中体现在太极理论体系的深刻内涵之中”。任先生说“本人在天文学家朱灿生教授发现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任意两个周期长度相接近的周期,分别按横坐标和圆坐标进行点绘,均可出现太极图,显示当已知周期长度相接近的两个周期,其未来演变趋势已大体确定。由此表明,中国古代的太极体系,有可能隐含着尚未发现的深刻的数学问题和崭新的物理问题。”
任先生还建议在不同观点的科学家和科技官员的共同研讨和开展辨论的基础上,进行战略决策。如能采取此种中西两种文化优势相融合的科技创新战略,并与教育改革相结合;对常规理论框架项目和非常规交叉研究项目,实施其评价体系和管理体制的双轨制,有可能将极大地推动我国科技的新崛起。在未来某个时候,我们中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也不是不可能的。笔者也多么希望这一天能早日到来。
笔者的书稿就是尝试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精髓——整体思维和西方的现代化科技相结合,运用西方人弗朗西丝·培根所强调的高度重视实验手段,借助数学工具和逻辑手段的那种知识体系。去发现任振球研究员提出的“中国古代的太极体系,有可能隐含着尚未发现的深刻的数学问题和崭新的物理问题。”
笔者的书稿中对下述五个“深刻的数学问题和崭新的物理问题”已经有所发现:
一、发现大自然中不仅生物有“自我复制”功能,运动的物质也有此项功能。
引力、引力能及引力波都
是该功能的表现,可用非线性数学的范•
德•波耳(Van der pol)方程求解。笔者构建的“共旋引力波”假说认为:爱因斯坦所追求统一理论中的作用力的公式为:
;
说明太阳系中引力常数 与不同星球的引力函数
是有区别的,认为 是一个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的函数。
“共旋引力波”假说不仅能解释日全食前后有两个异常的重力场低谷现象,且能对爱因斯坦提出的三大个预言
(1、引力红移;2、光线偏转;3、水星近日点进动
)进行定量计算,计算值与实测值有较好的符合。
二、发现绕轴自旋星
球对星球上物质(质点)引力中还包含有“共旋梯力”和“共旋梯力矩”作用,该“作用力
”和“力矩”是随质点的质量大小和所处的纬度
不同而不同。地球上的大气环流和洋流、及金星、木星等具有高密度大气星球不同纬度上的高速气流,其形成机理主要源于“共旋梯力”和“共旋梯力矩”。
三、发现太阳的能源并非是“热核反应”所致
,而是‘共旋起电’。认为一个自旋的星球(如太阳或地球)是一种非线性有阻尼的自激振动系统,该系统不仅产生引力、引力能,若是系统质点是导体,系统还会产生电能、磁能及热能。由于物质和运动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引力、引力能以及电能、磁能等都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功能性表现。恒星太阳的能源是太阳上等离子体物质的旋转运动所引起,能量的大小是与物质的多少、物质的结构及如何运动有关。如果说原子核的裂变或聚变产生的能量称为核能,那“共旋起电”是原子核外的电子因不同物质结构产生不同的运动形式,产生出不同的能量形态。
四、发现太阳系起源于原始太阳星球“共旋起电”的电斥力抛射,抛射过程遵守能量守衡和角动量守衡规律,可用数学定量计算;太阳系行星、卫星和彗星存在着明显的秩序,特别是行星轨道的共圆性、共面性和共向性及提丢斯
-彼得的距离规律都可用“共旋起电”理论作出定量解释。沿着这条思路该理论预测人们要寻找的太阳系第十大行星,相信会有一天,在距太阳
附近能找到可能个子较小的星球。
五、发现太阳上的黑子、黑子周是太阳上等离子体管破裂所致,日冕层的高温,逆旋的金星、绚丽的木星大红斑,美丽的土星光环,以及躺着逆旋的天王星等均可用共旋理论进行定量解释。与其说共旋理论能科学解释这么多自然奥秘,还不如说这是大自然实验室对共旋理论的验证。
笔者的书稿,在专家学者面前纯属“班门弄斧”,肯定有人会认为是:“胡说八道”、是“伪科学”,但笔者认为是一个中国人对电本质的探索。今天,笔者撰写此书,目的是求得专家学者的指教和帮助,还期望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能起一点点作用。
本书的写就,得益于当前我国科普教育的广泛和深入,以及计算机这一高计算能力的工具。我的书稿中好多数据和素材来源于科普作品,如中科院北京天文台王家龙研究员写的《我们的太阳》一书,那翔实的数据、风趣的提问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我的参考文献一一列在书末,在此我对诸位作者,致以衷心的谢意。
在书稿完成之时,我们要特别感谢杭州师范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们给予我们的多种支持和帮助,並要感谢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的同志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封面设计
,校对排版和印刷出版工作
,保证了本书的出版。由于时间的仓促和水平有限,
书中难免有“非专业朮语”以及偏激之词,请求专家学者海涵!对书中谬误和疏漏,祈望各位专家学者和读者们不吝指正。
作者再次对为本书的出版给予支持,帮助和理解的同事,朋友和家人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2005
年7月28日
于杭州西子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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